曹舒慈 | 有一种执念

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优秀的个体都应该有自己的传记,跳舞的女孩子更该如此,因为神的孩子都跳舞。尼采说过: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”我们歌颂舞者,其实就是在歌颂生命本身。

曹舒慈

在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名录中,曹舒慈很容易被认出来:鼻梁很高、眼窝很深、额头的弧度很大,除了那双黑亮清澈的眼睛闪闪发光外,整张脸显得很西方。进团两三年后的年度考核,曹舒慈跳经典剧目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,考官觉得她跳这个形象还是有点像外国人,“不像中国的太太,太洋气了”。

“但是那会儿人家也说了,过一段时间,等你有了一定的积累,你会用自己的身体突破这种形象限制的时候,你就知道怎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中国女人的形象,怎么表现一个中国的小女人了。那时候观众看着就不觉得你是外国人了,这是一种能力,是需要慢慢来的。”十三年后的今天,作为中芭最年轻的女首席,30 岁的曹舒慈娓娓道来。

为别人活也并不痛苦

曹舒慈是个乖孩子,或者说,你无法为她贴上孤芳自赏、叛逆脱俗、大鸣大放这些女强人的经典标签。从七八年前初见至今,她始终是儒雅的、温柔的、隐忍的……从2006 年考进中芭到2013 年,用曹舒慈自己的话讲:“就像从小学一年级上到六年级一样,按部就班地一直在跳。比如转fouette(芭蕾术语:挥鞭转,芭蕾里非常著名的炫技动作:芭蕾女演员单足足尖立地,一条腿为轴心,另一条腿抬起,像鞭子一样在空中急速画圈挥动,并通过持续甩腿来获得旋转动力和速度,带动身体不停地转动。《天鹅湖》第三幕中黑天鹅耀武扬威的32 个挥鞭转,常被视为对舞者技巧的重要评价),从刚开始转32 个单的,到后来能转双的,再到能挂花,单单接双、单单双……每天吭哧吭哧练,技术上你在不断突破,能力上在逐渐增强,逐步地完善自己。那个时候更单纯,觉得一切都是可以完善的,自己在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努力。”

而主演《天鹅湖》对曹舒慈来说是心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。舞台上的白天鹅对演员的身体要求是柔柔的。但相较于其他芭蕾舞者,曹舒慈的身体软度不好、不够柔润,偏硬、偏楞。甚至当时附中的班主任于晶老师都说:“舒慈,你要是能演《天鹅湖》,我就自己买票去看。”

2013 年,中芭在加拿大演了两场《天鹅湖》,回国在北京大学演了一场,曹舒慈花880 元请恩师来北大看国内的首演。落幕后,老师高兴地来到后台。“肯定先祝贺我嘛。然后说我的缺点:二幕灯光比较暗,气儿应该是放下来的,三幕灯光亮起来了,肩膀的缺点就会更明显了,就更要注意往下放……老师都是希望我再进步嘛。”

如此善解人意、乖巧顺从的一个小女孩儿,会不会以牺牲自己的追求为代价,按部就班地走着一条别人期望她走的路?毕竟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。曹舒慈平静地说:“把别人的期待都搞好了,自己也舒服。”

“在你的自我没有特别活出来的时候,那种能让你身边方圆百里都是开心的、大家都舒舒服服的氛围,打造起来其实很不容易。而且我不觉得为别人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,因为有一部分人就是这样的。她的天性就这样,你不能说这样的女人就是错的,一定要让她如何独立。她当然可以不依靠男人,但也没必要把女人都逼成一个固有的样子。如果逼迫自己为别人活,你是痛苦的、不快乐的,那就不对。但如果为别人活,你是开心的,你的自我就是那样的,就没有什么不值得的。”

曹舒慈

我特别能感觉到机遇这件事

跳舞跳了二十年,做演员做了十四年,曹舒慈越来越懂得审视自我了,更乐于享受当下。虽然到处能听到大家在说“感恩的心”,但曹舒慈言语中的那种心存感念没有半点的虚饰,一切都真真切切地呈现。

“我从(2006 年)2 月份一进团就休了三个月。我不是那种特结实、特皮实的孩子,一直小毛病不断,总是感冒发烧什么的,不是这伤就那伤什么的。我有过很多次给人家添乱的感受,但是人家真的也没说我什么,一直被包容,有机会还是给我。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感激?因为我的感受是真的。”

2006 年,中芭在国内首演约翰·克兰科版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当时还是实习生的曹舒慈被德国导演挑中候补,并最终成为主演。“我特别能感觉到机遇和命运这回事儿。2006 年进团,如果不排《罗朱》而排《天鹅湖》,那候补的应该就不是我了,可能就是别的演员了。再比如说,如果当时要挑技术更好一点、条件更好一点的女孩子,我的首席之路可能就推后了。”

而真正让曹舒慈感叹命运或者说感激命运的是2013年,那一年是她的第一次《天鹅湖》、第一次《唐吉柯德》、第一次《吉赛尔》……在第一次主演《小美人鱼》的联排舞台上,她受伤了—左侧髋关节严重错位、腰椎错位、大面积软组织损伤。

“边治边恢复的阶段很漫长,没有想的那么快。这个.不能做、那个不能做,站把杆都费劲,站不了五位(芭蕾舞的五种基本脚位之一),抬腿就让着(身体)。疼!完全不能按照规范去练,我都不知道我在跳什么。再看着人家,我每天的感受都特别不好,那时候真的时时刻刻有‘我是不是不能跳了’的感觉。”

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,八一厂要拍一部跟俄罗斯有关的芭蕾电影,来中芭挑演员。团长冯英觉得万一爱徒曹舒慈没法跳了,将来也许有个演艺的出路?于是曹舒慈奔赴电影《战火中的芭蕾》剧组,扮演和苏联红军产生爱情故事的芭蕾女孩儿。

大银幕归来继续跳,其实是继续康复,因为伤痛,只能练功,没法上台、排练,那是很尴尬的一段时间。当时和舒慈一起恢复的还有王启敏,中芭另一位首席主演。“启敏姐是2013年初上课时伤的膝盖。所有人都在一起上课,我们俩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动作,自己给自己出组合(训练动作)。我看着她,就觉得太艰难太痛苦了,但姐姐在这儿呢,人家都没放弃,我也不能放弃。而且我俩就着伴儿也感觉不是那么的孤单。”

整整过了一年,2015 年中芭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《吉赛尔》,曹舒慈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舞台。“那个时候按水平来说确实是不行的,而且我自己也没什么信心,我觉得我当时的水平代表不了中芭。但团里(领导)可能觉得我还是有可取之处的,一些我自己看不到的可取之处。也许我拍电影回来有一些表演上面的进步,有一些很新、很吸引人的东西,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并且值得传递出去的。我一直挺感激团里的这种推动,让我明白原来我还是继续能演出的。”

2019 年5 月16 日,中央芭蕾舞团发布了一篇官方推文, 正式宣布晋升曹舒慈为中芭首席主演! 这个日子距离她第一次跳舞已过去二十年,距离她考进中芭已经十三年,受伤六年,重回舞台四年……白驹过隙,一切仿如昨天。

我的敌人是我自己

14 岁获得“桃李杯”芭蕾舞少年组一等奖,15 岁获得保加利亚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新闻评论一等奖,16 岁获得芬兰赫尔辛基芭蕾舞比赛少年组金奖……直至2010 年在第九届美国国际芭蕾舞大赛上摘取成年组女子金奖、最佳双人舞奖。

“获奖不完全是因为我或者我的一场演出,它不光代表我自己,它更代表了我的背后:背后那些人、集体,背后那些团体的力量,甚至祖国。所以,获奖并不是我要去追求的一个符号。”

“我最看重的表演是我在日本演的那场《天鹅湖》和我在清华大学跳的那场《吉赛尔》。那两场演出我发挥了我的全部力量,而且效果特别好。观众的评价基本上不能作为我自己的标准,即使我自己觉得跳得不好,他们都会很真诚地给我鼓掌。有人觉得我长得很好看,有人觉得我技术已经很好了,每个人欣赏的地方不一样,他们要鼓掌的点就不一样。当然,我活在这个社会里,不能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。但我更在意的那一部分是—成功的演出和塑造一个成功的角色。”

“你问我(2013 年)受伤后持续跳到现在,最大的动力是什么?其实就是好奇。我不是一个觉得我自己哪里好的人,我老能看见自己不好的地方。我老有一种执念:老觉得很多东西应该是可以改变的。比如说控制,比如说抬腿,我小时候只有一条腿能抬到这儿,左腿当主力腿时,右腿永远站不住。”

上附中时,曹舒慈是她们那个班旁腿抬得最差的,左腿才抬高到90 度,右腿就开始狂抖。母亲从东北老家来学校看孩子,站在走廊透过玻璃看见训练中抖抖抖的女儿,脱口而出:“哎哟,我觉得你特别憋屈。”

“然后我就一直在找各种方法,怎么能站住?这个动作应该是顺畅的,是能控制的,就一直跳,一直跟这个问题死磕,找了很多很多的办法。后来终于知道,因为我的脊柱是侧弯的,我的重心向外,所以单侧腿稍微有一点重量就被带跑了。于是练练练、找找找,终于身体找到了那个角度,让自己站住了。”

曹舒慈有很多,或者说,她会创造很多特别奇葩的问题。2013 年受伤后,康复的过程中,她开始重新寻找身体的重心。“慢慢地,重心竟然回来了。于是我就想,我原来阑尾炎开刀,德国康复师就说,手术把肌肉的那部分组织破坏了,那块筋就短一截,所以两边不平衡,这边是紧的、那边是松的,就容易不停地受伤,应该可以通过这次康复的办法解决吧?解决了多少我不知道,反正我能跳的时候我就先解决着。这真的是个执念,是个幼稚的、虚妄的念头,但我是一个有点相信奇迹的人。回答你刚刚问我的问题,是什么揪着我一直这样?是对自己潜能的这种极限的探索。”

“跳了二十年芭蕾,有时也会想:哎呀,我不能跳了,我要干点什么呢?不知道,没有一条特别明确的路,想也想不清楚。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完全过瘾,我的这个好奇心、这个夙愿还在。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?就是照直了走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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