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志文 | 如鱼得水与逆水行舟

人需要有一个自我的认定,一个对自己的要求,这个要求我们现在更多的会用一个词叫底线,就是最初级的人的信仰。对演员来说,每段人生经历,不管如意还是不如意的,其实都是带引号的财富。

王志文

《最长一枪》这部电影最早吸引我的是它看上去有很多动作部分,但实际上却在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。关于侠气义气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民国背景的武侠片。

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自我的认定,一个对自己的要求,这个要求我们现在更多的会用一个词叫底线,就是最初级的人的信仰。信仰不仅仅包括宗教意义,其实每天都有信仰,对一件事情的应允,一个决定,这个决定做了的话,就得义无反顾,但我们经常会因为很多环境因素变得摇摆。最终做出的判断,既关乎你心理上的需求,也是对周围人的交代。对侠义的阐述是我喜欢《最长一枪》这部电影的原因,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,也有现实意义。

生活中我们心里有很多不安,其实就是相互的亏欠,因为不那么讲究了,不那么义气了。这一辈子想活得心安理得,恐怕就是要减少这些亏欠感, 不欠自己的,也不欠别人的。《最长一枪》 中我扮演的老赵最后那种视死如归的释然,就像宋公明喝了钦差送来的毒酒之后的那种释怀,说咱们清了,就踏实了。

你可能会发现,我的这些角色中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,就是对自己的高度反省。跟整个社会的融合还是不融合,简单地说是对还是不对,都有这样一个动机在里面,包括这次的《最长一枪》。

上海人经常提到“老克拉”,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品位,我认为它的意义就是源于尊重,对自我的尊重和对别人的尊重。和一个人相处得是否舒服,都取决于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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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母是30年代生人,他们虽然没有大户人家的背景,但对生活却很讲究。这个讲究不是说有多豪华,而是很用心。母亲会把我父亲和三个孩子都打扮得很体面,按时给我们理发,家里的衣服都是她用缝纫机做出来的。印象中父亲是很帅的,夏天穿着母亲做的西装短裤、整洁的白衬衫、一双带网眼的麂皮鞋,戴着墨镜骑在自行车上,很风光。这也形成了我最初的审美标准:比如说一条线,哪个地方我不该让它有粗糙感,就要去掉。一直到现在,我也时常会关注一下自己的细节。

上海以前那些老人的生活都是挺讲究的,穷讲究,但是自有章法,我觉得这就是让日子过得有趣的一个根本。你过得好与不好、舒心不舒心,都是来自于你的态度,而不是环境给予的。你说因为条件没有到,那个跟我相去甚远,其实跟你相去不会甚远,跟你远的就是你自己离你越来越远了。

我十一二岁时, 正赶上“文革”后的百废待兴,文化活动全面恢复。

那个年代,电视还不普及,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广播电台,之前很匮乏的文艺生活一下热闹起来,会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,没有明确的方向,就觉得做这个应该挺好玩的。初中毕业后,我考上了上海青年宫的中学生艺术团,与声乐、朗诵、表演这类艺术形式有了一些接触。

13岁那年,我父亲因车祸去世。这场突然的变故对我的家庭来说是灭顶之灾。我当时最心疼的是母亲,总是怕她哭。每天晚上睡觉前,我会不经意地去摸摸她眼角,如果是干的,我会安心地睡去,如果是湿的,我就会很焦虑,尽量说些话让她宽心。

考电影学院那年,我的专业加试已经通过了,但是在文化考试前二十天,我出了严重的车祸,盆骨多处骨折,伴有血尿,需要静卧两个月,还有可能残疾。我二哥看我很心疼,就去教育局申请能不能让我躺着参加高考,教委没同意,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这种先例,所有考生都是站着进考场的,说你们不然等养好了身体, 明年再来吧。我不想耽误一年,因为我的成绩可以轻松通过艺术类院校的文化分数线,而且当时家里经济很拮据,去专业加试已经向家里要了两百多块。我就和老师、两个哥哥商量对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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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常规途径被堵死了,我们就只能直接到考场碰运气,并做了相应准备。

生活中你总会遇到一些贵人。我当年的考场是在上海马当中学,当时一位姓朱的校长听了我的情况就表示说得让这孩子考。他们找了块大门板,把我抬在上面,用卡车运到考场,在教室后面铺了张床,我哥哥临时做了块吊板,从天花板上垂下来,我就把考卷用图钉钉在吊板上,躺着答卷。我当时发着高烧,监考老师准备了冰块在床边为我降温,中午还特别腾出一间教室让我休息。三天的考试结束,我就这么完成了高考。我特别感激他们,躺着为他们唱了首《垄上行》,还朗诵了一段《王子复仇记》里的台词,他们都觉得这小孩儿挺有意思的。1984年,我进入北京电影学院。

大学时我在班里形象算很一般的,不像个演员,年龄也最小,所以大家都不拿我当回事。比如讨论剧本时,我出个点子,别人看我一眼,然后继续说他的,这种藐视是很伤人的,导致我那段时间比较自卑。所以现在我很注意对别人的尊重,包括对自己的孩子。拍《最长一枪》前,导演提出,根据剧情,电影里需要一个演报童的孩子,问能不能让我儿子来演这个角色,他当时才7岁,但我没直接替他做决定。现代人很多都爱说“孩子太小,懂什么”,但我却觉得,孩子再小,也有他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,这件事需要他自己决定。他问了我一些问题,考虑了几天才回答我,说他愿意,这样挺好。

大四快毕业那年,有个著名导演来学校挑演员,选中我上一部戏,这本来是很有面子的事儿,可拍了一个月,他说你不灵,不适合当演员,我选错人了,得换掉你。大年二十九,我回到学校,同学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脸色是灰色的。我心想我都学了四年了,突然被一个导演宣判说你不适合干这行,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。但我没有停下来,就带着对自己的质疑,一点一点慢慢去做,分到中戏去教台词时我也没放弃表演,这件事就演化成干劲和动力。那时候我总想告诉那些蔑视我的人,说你看走眼了,你可能要修正对我的看法。

后来随着《皇城根》《过把瘾》这些作品被认可,我才逐渐有了些自信。可在真的被大家认识之前,我脑子里也确实是含糊的,反复质疑自己:也许你是真不适合做演员呢?但你必须去尝试,不能因为别人一句否定就彻底放弃了。

对演员来说,每段人生经历,不管如意还是不如意的,其实都是带引号的财富。如鱼得水不错,但逆水行舟你才更能体会如鱼得水的有趣,演员从生活中得到的收获远比课堂上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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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我曾经说,像我这种腼腆性格的人不太适合当演员,因为我不太善于跟人做很随意的交流,做演员好像应该更需要性格张扬一些。到现在若干年过去了,我反而越来越觉得腼腆的人是特别适合做演员的。因为腼腆能给你带来敏感,去洞察周围人的情绪;腼腆还会让你特别进入,不会是大概齐的,表演这事儿很忌讳大概齐,就是看着仿佛像,但我们都觉得他不对,不具备唯一性。人物都应该具备唯一性,就是所谓的与众不同。

表演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心理过程,你要把你知道的事当不知道。剧本你都看过,你知道他怎么来的,之后会发生什么,但是你恰恰在那一刻得跟观众一样,装作完全不知道,说白了就是煞有介事,这个是最难的。

有人问我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演员,会不会对角色缺乏新鲜感了,我觉得不会,局限都来自于自己。比如演一个杀手,杀手的类型就多了,去完成任务,针对不同的对象又会有不同的态度,世上不会有两天完全一样的生活,就看你是否想去发现。我每个时期想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,回想20岁、30岁、40岁,每个阶段对同一个事物的态度都不一样,所以这里面是一直有新鲜感的,除非你哪天对表演这件事情没兴趣了。

我经常一个人去打高尔夫球,这也是我喜欢这项运动的原因之一,不用凑人,一个人背着包就去了。它其实适合任何年龄的人,已经成为我不可或缺的一个朋友,我可能会与这项活动相伴一生。

所有在球场上作弊的人,我都会敬而远之。有个著名球手叫鲍比·琼斯,在一场比赛中,他试挥杆时不小心碰到了球,周围没人看到,但他马上示意裁判,说他违例了,裁判问同组其他球手谁看到了,都说没看见。裁判表示,说这可以不算犯规,他说不行,必须要算,否则这场球他就没法继续打下去了。

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,我很想在球场上成为像他这样的一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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